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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地投资大手笔拉动经济 稳增长还是秀政绩
2012-08-25 16:21:43  来源:

 

经过连续6个季度的调整之后,“软着陆”态势基本确立的中国经济开始寻找新的增长动力。短短一个月内,湖南、贵州等省连续出台了投资规划的“大手笔”。有人戏称,经过2009年中央出台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后,如今地方省份即将上演“4万亿2.0版”。

  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世界经济依然疲软,中国经济指望不上“外需”,而国内消费短时间内不可能有突破性增长。这时候,常常被指责效率低下的“铁公鸡”项目仍然成为“香饽饽”,对地方经济而言,投资拉动这个“老办法”,仍是解决发展瓶颈的法宝。

  围绕投资拉动利与弊的“口水战”格外热闹。反对者认为,中国经济比下滑更危险的,是地方政府在“稳增长”的烟雾弹下,再次拿出庞大的投资计划,“将政绩留给自己,将债务留给银行和后任”,甚至可能变成“定时炸弹”。

  而另外一些研究者坚信,中国基础建设的空间巨大,未来10年甚至20年,投资拉动都还是中国经济的支柱,关键问题是“如何提高投资效益”。

  经济学家李才元称,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中国经济可能正在经历“中央向地方转移”、“政府向民间转移”两个重要的转型,中国经济的“内需战略”正处于关键时刻,“从前是长胖了,长高了,现在要长肌肉,长结实”,因此,首要问题是克服“内虚症”。

  地方版“4万亿”的非理性?

  7月以来,各地在中央“稳增长”的宏观经济定调后表现出“百舸争流”的架势。

  据报道,7月20日宁波市出台《关于推进工业经济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的若干意见》,政策内容包括减税、降低中小企业成本、鼓励重大工业项目建设、强化区域业绩考核等措施。

  7月23日,南京市出台《关于进一步扩大内需,拉动消费的若干意见》,出台一系列扩大内需、拉动消费的政策,涵盖投资拉动、房地产消费、汽车消费、旅游休闲消费、文化体育娱乐消费、教育消费、健康消费、会展消费、节假日和新型方式消费以及绿色消费等10个方面。

  长沙市的规划格外“惊人”。他们在7月末公布了195个项目,向全球金融机构发出投融资邀请。其中包括“四十”个重大项目和155个一般项目,总投资额高达8292亿元,其中“四十”个重大项目总投资为3748亿元,包括“十大片区建设项目”、“十大基础设施”项目、“十大中心镇(小城市)”项目和“十大产业项目”。

  贵州省也不甘落后,《贵州省生态文化旅游发展规划》中提出,计划投资两万亿至3万亿元,涉及10个国家级重大项目、50个省级重大项目、200个省级重点项目。

  经济学家马光远认为,在“稳增长”的大背景下,各地的投资冲动并非个案,而是很多地方“集体行动的逻辑”。其实,早在中央提出将“稳增长”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之前,一些地方已经希望中央再次出台“4万亿2.0”的刺激计划,通过新一轮的投资拉动经济增长。

  马光远对投资拉动经济的批评态度很有代表性。他表示,过去几年,很多地方上马的项目“基本还债无望,很可能引发不容乐观的银行坏账”。今年如果再次听任地方随意“涂鸦”,大胆投资,在地方政府自身财力有限的情况下,只能借助于银行信贷。这样,“债务黑洞越积越大,这对于银行而言,无疑是一个灾难性的选择”。

  他甚至用“天使抑或魔鬼”的比喻,来提醒人们要警惕地方新一轮投资泡沫。

  北京科技大学教授赵晓则认为,与上一轮中央主导的“四万亿”投资计划具有统筹安排、系统协调等优势相比,此次地方版“4万亿”投资计划很容易出现重复建设、产能过剩、加重金融风险等隐患。

  他还从中国经济循环的内在机理分析“投资拉动”的不可持续性。改革开放以来,中国是以出口、工业化和城市化三者的相互配合,形成了一个完整循环链条,并且顺利带动了投资增长,消化了产能扩张。近10年来,我国已经遭遇3次大规模的产能过剩。第一次是1998年到2001年,第二次是2003年到2006年,第三次是2009年至今。前两次产能过剩我们都能成功化解,在于按照从前的经济运行逻辑,追加的投资能消化掉前面的过剩产能,而从2009年开始的产能过剩拖到今天,不但解决不了,而且麻烦越来越大。

  这中间,根本原因是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周边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,导致既有的经济循环链条运转失灵:首先,世界经济整体下滑,中国出口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,以出口为主的制造业面临生存困境;其次,人力成本、土地成本、资源成本快速上升,中国的比较优势逐渐压缩,企业利润大幅下滑。在上述因素联合挤压下,企业自主投资动力严重不足,产业升级和工业化进程速度明显减弱。也就是说,“出口、工业化和城市化”这三者之间的链条衔接出现了问题。

  赵晓表示,由于政府投资往往缺乏效率,再加上大部分项目是基础建设等民生项目,项目的经济回报短期内难以还本付息,这就注定政府投资的不可持续性。“追求总量而不追求质量,投资过快、投资效益低下一直是我们没能解决的难题”,若此时推出地方版“4万亿”,只会恶化这一趋势。

  中国农业银行[2.49 0.00% 股吧 研报]高级经济师何志成的批评更直白。他认为,地方政府之所以都喜欢上大项目,因为他们需要政绩,需要花钱,更因为来自中央政府和商业银行的钱多数是不由那一届政府归还的,甚至还可能永远不还。而以现有税制为例,如果地方政府对企业不是以产量或者销量定税额的话,投资冲动自然就少多了,因为GDP一旦不等于税收,投资再多也未必等于钱袋子,地方政府自然没有了积极性。可是,目前的实情决定了中国经济还是“投资经济”,一旦中央政府提出要把“稳增长”放在更重要的位置,对很多地方政府来说,“就是风向标,就是荣辱榜”。

  “铁公鸡”被妖魔化了吗

  一谈投资拉动,人们就会想到以基础设施为主的“铁公鸡”项目(铁路、公路、机场等公共基础设施工程)。在本轮长沙市的投资“大手笔”中,引人注意的要算花714亿元重点建设的黄花机场和轨道交通等基建项目。

  相应的,国家发改委近期表示,将按照《“十二五”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规划》对国内原有机场布局规划进行调整完善,规划布局新增运输机场82个,预计到“十二五”末建成通航的运输机场将达到230个左右,全国80%以上人口在直线距离100公里内能够享受到航空服务。

  不过,外界对中国扩建机场的热情表示担忧。美国《福布斯》杂志报道称,2011年中国有大约130个客运机场,亏损额达20亿元,而未来经济态势处于下降通道中,中国的人均收入也比较低,急于扩建机场并不合理,最终结果很可能是为了刺激经济而“浪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钱”。

  中国民航总局局长李家祥反驳了这种批评。他在最近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,我国现在的机场建设,不是超前了,恰恰是大大滞后了。他举例称,美国有各类机场1.9万个,而中国现在真正运行的航空机场才182个,加上通用航空机场还不到300个。而像巴西、南非这些国家,他们的客货运输运营的机场有700多个。

  李家祥还举例称,去年日本发生地震以后,中国民航要派飞机赴日接中国公民撤离,这才发现,日本能够起降飞机的机场,除了一些大城市之外,县、市,都有机场。

  他说:“民航是基础性产业、战略性产业,事关基础、事关长远、事关全面的事,那就要率先,率先就要有一定的超前性。”

  事实上,在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,对“铁公鸡”项目的争论一直没停止。经济分析人士张捷认为,“铁公鸡”建设有所超前,但这些基础建设的效益会在中国进入老龄化后发挥重大作用。

  比如,公路建设收费许可一般是20年到25年,最长也不超过30年,但这些道路的使用寿命要远远超过这些年份,20年后,现在我们大力建设的收费公路将逐步进入“基本免费时代”,中国经济压力会在这些基础建设的效用下减缓。他认为,这是中国经济相对其他新兴经济体的“先发优势”,因为当年的“浪费”,长期来看就是节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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